美国国会的献金幽灵

金钱与民主，在美国到底哪个重要？尼古拉斯·鲁宾，一个16岁的美国少年，恰如《皇帝的新衣》里的那个小孩，喊出一句让美国冒冷汗的话：“国会议员有些是红的，有些是蓝的，但都是绿的。”

蓝的是民主党，红的是共和党，至于绿色，则是美元的颜色。尼古拉斯发明的“绿色国会”网络浏览器插件，揭开美国国会的盖子，让大家看到了金钱在国会中的作用。

“国会议员有些是红的，有些是蓝的，但都是绿的。”

16岁的美国西雅图少年尼古拉斯·鲁宾（Nicholas Rubin）自学网络编码，推出了一个名叫Greenhouse（绿色国会）的网络浏览器插件，用以帮助人们浏览美国国会议员政治捐款的内容。上述语句就是尼古拉斯为这款插件设计的“格言”。

“绿色是美元的颜色。”8月26日，在接受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访问时，尼古拉斯谈到了这句格言：“这款软件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，不管议员是民主党（蓝）还是共和党（红），他们都逃不开金钱（绿）的魔力。‘绿色国会’就是要揭开美国国会的盖子，让大家看看金钱在其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。”

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也下载试用了尼古拉斯的这款绿色国会软件，果然，只要将鼠标放在任何一个国会议员的名字上面，就可以浏览该议员每一笔政治捐款的内容，包括捐款数额、捐款行业等。

尼古拉斯告诉记者，他从7年级的一次演讲开始就迷恋政治金钱的话题。“我发现普通人很难了解到有关国会议员捐款来源的信息。我设计的这款软件，就是为了方便人们追踪政治捐款的来去。”目前，这一款软件2012年的数据更新完成，正在更新2014年国会选举的新数据。

“绿色国会”一经推出，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。尼古拉斯告诉记者，他每天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。“我了解到的是——无关个人信仰，年龄或者国家，人们总会对政治腐败的话题产生共鸣”。

当然，“绿色国会”揭开的也只是美国政治捐款的一部分。在这个被献金笼罩下的国会政治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，更加长远的历史。美国献金制度的最新变化是今年4月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“违反公民言论自由权利”为由，取消对联邦候选人及政党参与竞选活动最高捐款额上限的法案。换句话说，捐赠人想给多少人捐，就给多少人捐。

在两院选举如火如荼、政治献金愈演愈烈的今日，联邦法院的这一裁决可谓“火上浇油”。美国政治捐款将迎来怎样的新模式？金钱对候选人事业的影响究竟几何？企业、PAC们又将如何在新的金钱大战中平衡博弈，把握国会两院的政治风向呢？

捐款无上限：

“固化”的政治献金体制

所谓捐款无上限，其实就是对现有献金政治体制的一种“固化”，这也就说明美国政治对于金钱的依赖，越来越深，不可自拔

“这跟言论自由没有多大关系。”美国Brownstein Hyatt Farber Schreck律师事务所的一名游说人员对联邦法院的判决不以为然，认为所谓的言论自由只是一个托词。

这位来自著名美国游说一条街——K街上有执照的“国会说客”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说：“目前的情况是，只要捐赠人想捐，钱总是有办法捐出去的。”

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要多此一举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王栋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分析，4月的裁决是对美国现有政治献金体制的一种“固化”。

其实，K街“说客”所说的办法、以及王栋所讲的“现有政治献金体制”，指的就是近年来在美国政治献金体系内所向披靡的“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”（简称超级PAC）。

超级PAC的出现，也是美国政治捐款法案推波助澜的结果。据美国原有法案规定，个人对每位候选人捐款不得超过5200美元，对候选人捐款上限总计不得超过4.86万美元。算下来，每个捐款人一次只能给9名候选人捐款。

然而，2010年1月的“联合公民诉讼案”中，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了个人、企业向独立的第三方机构“政治行动委员会”（PAC）捐款的上限，只要捐款不直接交给候选人本人或其团队操作，PAC就可无限制地接受捐款，并可自由分配款额，向重点候选人倾斜。

正因如此，2010年后的PAC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捐款“吸金石”，也被称为“超级PAC”。据Open Secrets网站数据显示，在2012年国会政治捐款中，超级PAC捐赠额所占的比例已经接近50%。

“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”长期研究美国政治捐款的非政府机构“互动政治研究中心”研究员道格拉斯·韦伯（Douglas Weber）向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感叹。

记者进一步浏览Open Secrets网站数据发现，不少国会议员募款的“源头活水”就是超级PAC。以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·麦卡锡为例，他2013年-2014年总共募集到约413万美元，其中将近60%来源于超级PAC。另一位共和党众议员Steve Scalise，超级PAC的募额比例接近65%。

韦伯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：“只要最高法院不立法制约超级PAC，是不是取消捐款人数限制并没有太大关系。”

上述K街游说人员也对记者表示：“捐款者不会刻意要求给1个人还是100个人捐款，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钱捐到点子上，捐给该捐的人。”

不过，4月的裁决也为政客们的生财之路开辟了新的可能。韦伯介绍：“目前比较流行的一个‘新玩法’是‘联合筹款委员会’（简称JFC）。JFC一般由几个候选人联合组成。让一个捐款人分别给10个人捐款，他可能会晕头转向。让他给JFC开一张大额支票，再平摊给这10个候选人，就方便多了。”

韦伯说，不仅候选人之间可以组成JFC，超级PAC、候选人、竞选委员会之间也可以两两合并。“可能性是无限的”。

王栋对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表示：“超级PAC的出现为美国大幅度政治献金打开了一扇大门。对之前的美国政治捐款法律而言，超级PAC可说是一个大漏洞。如今的‘取消上限’裁决等于是变相鼓励，让金钱干政的趋势更为明显。”

尼古拉斯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，他对联邦法院4月的裁决结果持反对意见。“人们当然有捐款的权力，但重要的是捐款的数额和这些数额对执法者的潜在影响。我认为捐款上限是必要的，这样才能遏止政治系统中的金钱腐败”。

钱多赢选举：

金钱权力互为因果

金钱的多少基本上就能决定候选人的命运。虽然不能说一定是钱最多就赢，但按统计概率来算，已经很少有意外

在美国律法的推波助澜下，近年来美国政治捐款的风气一路上涨，选举成本也逐年递增。据美国国家政治金钱学会官网显示，2012年美国政治选择的总花费（总统选举+两院选举）接近63亿美元，这个数字是2002年的3倍，是1998年的5-6倍。

而捐赠额不断上涨的另一个原因，则是金钱与候选人的胜利与否，乃至仕途好坏，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根据“互动政治研究中心”调查，金钱的多少基本上就能决定候选人的命运。“不能说万无一失”，韦伯表示，“但通常情况下是这样。”

根据该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，在2012年两院选举中，胜利者的花钱数目几乎都超出他们对手的开销。例如，德克萨斯州众议员Roger Williams的选举开销是落选者Betsy Dewey的10倍；西弗吉尼亚州参议员Joe Manchin的参选花费是落选者John R Raese的4倍。

当然，也有少数“以少胜多”的案例。例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Patrick Murphy，选举花销仅是对手Allen West的14。

“这就像打仗一样。”王栋告诉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，“如果你粮草丰盛，赢的概率就大。不过也不是说有了粮，仗就一定能打赢。”

韦伯认为，“金钱等于权力”在美国政界是一条潜规则。“花钱少却赢得选举的黑马一般到了最后都被当成局外人——除非他也学会这套找钱、花钱的本领。”韦伯对记者说。

除此之外，议员在众议院或参议院中的地位，背后也离不开“金钱本色”的推动。尤其是两院的头几把交椅，在吸金能力上均不落后。

据“绿色国会”和Open Secrets网站数据显示，两院的领头人在今年的选举吸金大战中几乎个个表现出色。众议院议长约翰·博纳已经募得超过1500万美元，成为2014年众议院候选人中的翘楚；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凯文·麦卡锡募得超过400万美元，挤进2014年众议院吸金能人的前五强；参议院少数党领袖Mitch McConnell已募得大约1400万美元，在参议院募款排名中名列第五。

从单个议员的职业生涯分析，也可以看出吸金能力对仕途的重要性。以约翰·博纳为例，从1998年到2012年，他的募款金额几乎呈一路上升的趋势。随着职业生涯的延续，不少投资者也“紧紧跟随”，并“添加筹码”。

例如，美国AK钢铁公司从博纳职业生涯伊始就捐款投资，早年间是博纳最大的募款来源之一。另外，该公司几乎逐年增加对约翰·博纳的捐款数额，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今。只不过AK钢铁的捐款增幅不大，近年来其光芒已经被各路“新贵”的大手笔所掩盖。

“金钱和权力往往是互为因果的”。王栋向《国际金融报》记者分析，“资深议员的位高、职业生涯长、人脉广，捐款人也乐意在他们身上砸钱。因此，很难说是金钱决定权力，还是权力诱引金钱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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